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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骁锋 江南药师工作室

无组织无纪律的独立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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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郑骁锋,浙江永康人,1975年生,写作者。已出版: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文化游记《眼底沧桑》系列、《本草春秋》、《逆旅千秋》等,并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文集《落日苍茫》、《本草春秋》。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及“国宝档案”等栏目撰稿人,作品有:大型文史纪录片《太湖画脉》、《帝国的黎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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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重负,行者传承——《逆旅千秋》序(卢敦基)  

2007-05-25 21:04:06|  分类: 作品相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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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份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选》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
“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
“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这种转轨,于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是福是祸,难以断言。但是知识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担。原来人类的生活,永远包括理想和现实两大部分。人类的知识,本也分成为理想和为现实两大类型:后者提供现实生活的有效知识,如农业、气象、医学、军事、社会组织等等;前者则包括何谓幸福、何谓真理等价值判断。在许多地方,这两者的责任可由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担,但在中国,由于后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类人来承载。
问题只在于,这副重担是知识分子注定难以挑起的。为什么?人挑重担,必须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识分子承受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凭恃的依靠。他们衣食充裕,以闲暇时间研究世界,本该提供科学知识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中维护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于一统皇权以内,其私人财产甚至生命又从来未被尊重更不设保障,一举一动须仰承现实统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专制君主雷霆之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举世无伦。他们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周旋抗衡。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是天生不满现实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只是觉得现实社会的运作需要符合一个正义的理想。偏离这个理想太远了,他们就要抗议,要呼吁,要行动。至于那个正义的理想在何处,现实社会中并无踪迹,那只存活于他们的心中。
作为掌握现实权力的统治者们,如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对知识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为他们也知道,较合于天道的统治必然更为久长。问题只在于,政治永远只能依附于肮脏的泥土,如果脱离了泥土,自然要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而来自人心的种种罪恶诸如贪婪、怯懦、妄为、邪欲等等,随时都在驱使运作政治的人们。他们有时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丝满足,也不惮对抗一下自以为是的天道。而对这种胆大妄为,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惩罚,除非正好发生日食、地震什么的天象示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神论的鼓吹有时反是助纣为虐:如果驱除了神秘的报应,那些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更又有何忌惮?缥缈的天与道混为一体,正是知识分子可怜的凭借。自汉至清,中国社会便在这样一个强弱判然的模式中运作。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另一方面,是匍匐于这个权力之下的亿万小民。而读书人借助于知识、道德与信仰跻身于权力阶层,其中的少数坚强者一边参与治理,一边遵循理想,以天和道与统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自元代始,历代统治者开始打压知识分子,尽管明太祖重用刘伯温,清朝开国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无奈之举。一到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便露出本来面目,以政治权力向理想开战,甚至不惜贬斥经典《孟子》,皇帝同时兼做圣人,将理想和理论阐释权收归自己手中,宣布文人为“名教罪人”(钱名世),据说还让读书人专收破铜烂铁(杭世骏)。除非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识分子竟然还不如放马南山之军旅,战战兢兢如月明星稀时之南飞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如风中饿鸦,甚至衣食不得暇给。为何历史越是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境遇越是悲惨?这是我青年时期对单线式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幼稚疑问。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依然盘踞于我胸中,萦怀难去。知识分子竟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有正当的存活理由。那么,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诸四裔、投畀豺虎、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别弱点。直截地说,他们并不适宜操控现实权力。不能因为读书人对治国良策有研究,对万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权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就应该将他们置之度外,相反,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应该正是这些思想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之导师。“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语)。至于政治家,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强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而是顺从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知道人民是错误的。
这又回到了中国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凭什么抵御现实的政治威权?
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无所凭恃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马迁、王安石、黄宗羲,可以拉出一长串思之让人神颤骨惊的名字,他们的努力当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的身体和诸多皇帝重臣一般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垂范千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在我看来,大抵写的就是这么一些故事,这么一种精神!
更确切的说,这部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苍凉和带有感情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厚重大写意画卷,主题其实并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限定下来。然而细读一遍后,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看似驳杂的内容中,作者真正力图表达的,或者说着力的重点,应该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着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引导——纵然了无凭恃,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
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作者郑骁锋先生,是我的同乡。家乡永康,近年经济发展迅猛,排进了全国百强县前五十位。但由于曾经穷困多年,文化土壤自显稀薄,文化成果与经济远远不能匹配。近来忽见郑君文字,流畅老到,颇有思想,惊喜于近年文化之进展。因此愿为其文作序,并热忱推荐给广大读者。

卢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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