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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骁锋 江南药师工作室

无组织无纪律的独立写作者

 
 
 
 
 

日志

 
 
关于我

郑骁锋,浙江永康人,1975年生,写作者。已出版:散文体中国通史《人间道》系列、文化游记《眼底沧桑》系列、《本草春秋》、《逆旅千秋》等,并在台湾出版繁体版文集《落日苍茫》、《本草春秋》。盛大文学首届全球写作大展历史类十强作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及“国宝档案”等栏目撰稿人,作品有:大型文史纪录片《太湖画脉》、《帝国的黎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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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洗冤  

2007-09-14 22:56:06|  分类: 本草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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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一股发黄的浓烟从熏炉孔隙中升起,宋慈暗暗叹息了一声,从身旁的差人手中取了一块切成半寸见方的生姜放入口中含着。仰天凝视了片刻后,他深深吸了口气,提起熏炉,慢慢左右挥舞着走上前去。
熏炉中烧的是苍朮与皂角,苍朮气味浓郁,皂角也是刺激之物,粉末嗅之便令人打喷嚏,此时烟雾氤氲,药气甚是强烈,掩过了刚才那股恶臭。但宋慈闻不到任何气味,他的两个鼻孔都严严实实地塞着纸团。他只觉得鼻腔滑腻腻的难受,因为纸团是在麻油中浸了多时的。
他在那堆用破芦席覆盖着的物事旁停住了脚步,放下熏炉,朝身后一挥手——跟着他的,只剩了一个走路有些蹒跚的老仵作。不知何时,来时前拥后簇的随从,包括那一路上喋喋不休劝说他这只是意外不必烦劳提刑大人大驾的殷勤知县,都捂着鼻子远远地站在了几十步外。仵作连忙赶了上去,眯着眼轻轻掀开了那张破席。
轰一声,破席下飞起了一群绿头苍蝇,但又不散去,围着宋慈二人团团乱转。只一打量,老仵作的脸色便青了,顾不得大人在旁边,扭过头去哇一声吐了。
身后远远围着的人群顿时起了骚动,刷刷刷又后退了好几步,还有几个人扭头便跑,干呕之声此起彼伏。
宋慈面色如常,像是没有任何感觉,紧紧袖子,在那堆物件前蹲了下来。仔细观察了许久后,从惨白着脸的仵作手中接过一个坛子,一勺一勺小心翼翼地将其中液体淋了上去。
空气中弥漫开来刺鼻的酸味,这是一坛子陈醋。
蛆虫秽污一点点被醋冲去,那物事慢慢显露出全形——
是一具严重腐烂的尸首。

苍朮、皂角、生姜都是常用的中药。苍朮属于芳香化湿药,能燥湿健脾,祛风湿;皂角则能祛痰、开窍,可治中风、头风、咳痰等症;姜更是医家必备之物,生姜干姜炮姜姜皮姜汁俱是妙药,发汗温里之力明显,炮制不同各有奇效。然而千百年来,以此三物作为验尸时辟秽气之用的,当属宋慈所创;更确切说,是宋慈第一个把这项功能写入了书中,写入了他的《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全书五卷五十三目,七万多字,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意大利人菲德利的同类著作要早三百五十多年,影响巨大。宋理宗看过此书后大加赞赏,下旨颁行天下。在我国,自此书问世后,六百多年间,“听讼决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官司检验奉为金科玉律”,后来虽然也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但无不以此书为蓝本。《洗冤集录》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国文字,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因此,国内外有很多人认为宋慈应该是世界法医学鼻祖。
无论宋慈是不是世界法医学鼻祖,他的国际影响力都不可否认。然而翻遍《宋史》,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浩繁496卷居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位宋提刑;《四库全书》中关于他的介绍是“始末未详”;甚至宋慈故里的《建阳县志》对他的记载也是惜字如金,明嘉靖版的仅存六字,清道光版的也不过百字。
但我们今天还能大致勾勒出宋慈的生平,得知他为福建建阳人,生于公元1186年,卒于公元1249年,早岁习儒,进士出身,终生于各地辗转为官,多次任提点刑狱使,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任上。
这全仗他有一位好朋友,又幸亏这位朋友是个有名的文人,所作文章能传世,更幸亏这位朋友活得比宋慈长久一些。
如今有关宋慈的全部资料,都来自于南宋末年文坛宗主刘克庄为宋慈撰写的《宋经略墓志铭》。刘克庄比宋慈年轻一岁,对宋十分钦佩,尊其为兄,这才有了这篇珍贵的孤文,宋慈这才能在别人的文集里隐藏七百多年,不至于彻底化作劫灰。
《宋史》的列传收入了两千多位人物,为何便忽略了这位宋提刑呢?表面看来,道理也很简单。宋慈长期担任的提点刑狱使不过是“路”一级的司法监察机构负责人,后来职责有所扩大,兼及治安等事,但大致也只相当于一个省法院院长兼检察长、公安厅长,他最后的官职经略安抚使也不过是省级一把手,于历史高度看这位宋大人的履历实属平常;二来他一辈子几乎都在地方,远离朝廷,从未卷入任何中央的政治风波,也没参与侦破哪件震动朝野的大案,不具备因事留名的机缘;最后,在那个文风鼎盛的时代,宋大人也没有留下一句半句有几分特色的诗词小调供人吟唱,以文留名的路子也走不通。
一句话,未入史家之眼,宋慈有一定的自身局限。
然而仔细琢磨那篇《墓志铭》,却又能发现一些矛盾之处。文中,刘克庄称宋慈“名为世卿者垂二十载”,声望能与辛弃疾“相颉颃焉”。尽管此类文章,多多少少有些抬举墓主,有谀墓之嫌,但这句话从刘克庄笔下写出,绝不能轻轻放过。刘克庄是辛派词人“三刘”之一,最崇拜辛弃疾,若宋、辛二人相差太远,绝不肯降低弃疾身份用来参比。这只能理解为,当时宋慈在朝野间的声誉定然非比寻常。另外,圣旨颁行《洗冤纪录》与理宗御笔亲书宋慈的墓碑,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宋慈的影响似乎远远超过其官职,其实很可能有足够的资格写入正史。
但事实只有一个:“史无一字”、“始末未详”。

也许,原因该从《宋史》上找。
《宋史》因原始资料所限,北宋详南宋略,头重脚轻,尤其是南宋中叶后“罕所记载”,宋慈不幸生于那时,原本便是蹑足于书页边缘晃晃悠悠,一吹便落的。而《宋史》与已往所有史书相比,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始终都遵循着理学精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清代大学者钱大昕也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朱熹)为宗。”明显,《宋史》的取舍褒贬,都在一个理学的大原则下进行。宋慈未能选入,或许是缘于其与理学多少有些龃龉之处。
想来也很自然,对正襟危坐闭目凝神,探究天地人心的理学家而言,宋慈的特长也太不上档次了。翻检腐尸白骨,与蛆虫腐肉血污打交道,自古便是贱役的勾当,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岂能登大雅之堂?何况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及的验尸方法,更有不少大违礼教之处。比如检验尸体,据理学家的规矩,自然是应该“非礼勿视”的,迫不得已需要检验,也得把不方便之处掩盖起来;而宋慈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遮蔽任何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凶器。此条于男性倒也不难做到,可宋慈写到检验妇人一章时,劈头便是一句:“凡验妇人,不可羞避”。接着,他详细论述了检验妇人的方法,常有“检妇人,无伤损处须看阴门,恐自此入刀于腹内”之类的语句;甚至要求,假如死者为富家使女,还得把女尸便扛到大路上来检验,“令众人见,以避嫌疑”——只是如此避嫌法也太令理学家们咋舌了。
也许,宋慈的行为在理学家们看来还很有些不解。你宋慈身居提刑,也是堂堂一路大员,本职工作大可在公堂案头,用笔墨在案卷上进行,干净、潇洒而又威严。检验尸体自有专人——大多时候,连专职检验官都只是紧皱眉头,用帕子蒙住大半个脸,远远瞄几眼便完事大吉的。你宋大人何必换下官袍,挽起袖子,弯着腰与仵作一起干活呢——
若不是无数次亲验尸首,宋慈是无论如何写不出那本奉行几百年而不落后的《洗冤集录》的。

《洗冤集录》中有这么一句话:“若避臭秽不亲临,往往误事”,所以要求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亲自填写尸格。也许宋慈此举是以自身做表率,以扭转下属虚应故事的习气,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依宋慈的理解,这也是理学的基础功夫:格物。
因为宋慈也是理学中人,甚至可以说出自最正宗的师门。
理学宗师朱熹少时曾在宋慈的故乡建阳寓居,晚年回此讲学著述直至逝世,因此建阳理学风气很盛,有“理学之乡”之名。宋慈自幼拜同乡前辈吴稚为师,这吴稚是朱熹的高足;如此算来,宋慈当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二十岁时,他又投在理学大家真德秀门下。从真德秀对他文章的赞誉“内心性灵”来看,宋慈的理学造诣还是相当深厚的。
格物一词,理学创立者之一程颐的解释是:‘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格物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朱熹对此有阐发,他说:“若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应当接触外物并极力探索每一事物的道理。”关于格物有个著名的典故,明代王阳明年轻时,读到朱熹文章:“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正好他住处有很多竹子,于是他便“取竹格之”,整日整夜对着竹子苦思,苦苦格了七天,最终竟然出现了幻觉几乎崩溃,大病了一场。
“一草一木,皆含至理”,竹子能格,腐尸白骨,岂不也是一样?
因此于理学角度,宋慈研究法医检验,并不违背朱子教训。
尽管竹林清风与蝇虫腐臭实在有天壤之别。
然而,关于格物,朱子还有更重要的阐述,他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观点:“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指出一物一物去格,只是求知的渐进过程,它追求的最终结果应该是:“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世间万物之理。如果总是停留在一物物去格的阶段,必然流于支离零碎,仍只是第一层粗浅功夫,远未能到家。
于法医检验领域看,一具具尸体格过来的宋慈虽不能称大彻大悟,但也已足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了。《洗冤集录》涵盖了法医检验的各个方面,如检验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法,甚至还有各种伤害的急救处理。而且格得极为精妙,其中大部分内容,现在都已被证明具有确实的科学道理,许多检验方法令当代法医学家都拍案叫绝。像用红油伞检验尸骨伤痕便是一例:对着阳关“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原理居然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检验完全相同。
以法医的角度,宋慈对传统药物学也多有阐发,尤其是对毒性药物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记载了对砒霜、野葛等各种药物中毒的检验技术,也叙述了如何解救药物中毒,各种方法皆简明而有效。《洗冤集录》一书因此在本草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尽管宋慈于法医学、药物学上取得了如此成就,但在理学家眼中,仍然处于支离零碎的阶段,功夫还浅得很。
理学家一生孜孜汲汲追求的,便是通过格物求得天地间的至理,然后回转来以此理来应对世间千变万化的事物。依理断狱只是小菜一碟。
理学家坚信,只要掌握了真理,以不变应万变,再复杂无头绪的案件也能在瞬息间迎刃而解。他们认为,这应该便是当年子路受孔子称赞的“片言折狱”功夫。
你看,不必跋涉荒山野岭,不必两手血肉模糊,只需高坐大堂,鹰隼般的眸子往堂下一扫后,闭目片刻,猛然睁开,一道电光直射下来——众人不禁同时打个寒战——戟指怒喝:“你有罪!”
多少干脆,多少痛快!
自然,大家都知道,子路的“片言折狱”很可能并不是如此折法,但谁也不怀疑,只要真正揣摩出世间至理,早晚有一日能达到如此境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天下万事,晶莹透彻,随意看去洞若观火,简直是开了佛家玄妙的天眼通。
这理,自然是儒家的纲常伦理。于彻悟了的理学家而言,升堂坐定,一看两造身份,以“经术义理裁之”,谁理正谁理亏便大致有了判断。
朱熹也曾担任提刑,他断狱有段名言:“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根据伦理关系,是非已是一目了然,若违背了尊卑长幼“天理”,理再足也不支持,如果无理更要重罚。
根据儒家道德断狱并不是朱熹的发明,而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西汉,司法制度便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根据圣人的“微言大义”来判决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董仲舒便是个中高手,凭《春秋》“论心定罪”,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春秋》大义是笼统而庞杂的概念,远不如律令那般明确,如此“论心定罪”的断法,有很大的随意性,法官个人对于儒经的理解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间人的作用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正是所谓的“人治”。
其实南宋应该算是整个古代社会中最讲究法治的朝代。时人陈亮有段精辟的话,历来得到史家的共鸣:“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的确,赵宋自开国之后便重视法制,史上第一次把法典刊印了颁行天下,用叶适的话说是:“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尤其是神宗变法科举改革后,设新科明法,考试律令、断案,并下令进士及第后必须经法律考核方能任用;且宋律重证据,这也是《洗冤集录》问世的大环境。相比后世元律强分民族等级、明朝滥用廷杖厂卫等非法之刑、满清大兴文字狱,南宋“任法”当之无愧。
然而就是这个“任法”的朝代,在理学宗师看来,断案的最高标准仍然还是纲常伦理——是否合“理”。
说得更直捷些,其时的理学家向往的,仍是从前以儒经断案的“人治”。
这种心态,宋慈的老师,真德秀,有明确的言论:“廷尉(司法官员)天下之平,命官设属宜常参用儒者······庶几汉廷断狱之意。”
“汉廷断狱”,岂不正是“《春秋》决狱”!
假如这“理”,也就是“《春秋》大义”,与宋慈的检验报告冲突——比如被害方在尊卑上下的天条上站反了身——那么宋慈手中的验状尸格即便不由重若泰山变成轻如鸿毛,也得黯然褪色退居二线备用。
但话又说回来,朱熹、真德秀他们并不是真正忽视客观物证,而只是强调,于确凿的证据之外,还应该有着更高层次的原则。
他们推崇的“汉廷断狱之意”,中心着眼点并不是“断”,而是“意”。
西汉有个归入“循吏传”的著名太守韩延寿,是个以儒家礼教治民的模范。起初人们总是被他烦琐的礼节所苦,但后来确实收到了效果,社会平静,百姓便都安于他的管理。每次有人欺骗了他,他总是自责:“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他们吗,否则怎么会到如此地步呢?”欺骗他的人听说后,都非常羞愧,有人还居然为此自杀。又一次有两兄弟为田地的事打起官司,韩延寿接案后非常伤心,说:“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本来应当给全郡人做出表率,但看来我未能宣明教化,以至于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责任全在我啊。”于是当天他便称病不再理事,闭门思过,慌得全郡百姓不知如何是好,兄弟二人也深感后悔,双双剃了头光着上身来向韩延寿请罪,表示愿意调解,到死也不再相争。
儒者看来,“片言折狱”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当属这种化解诉讼于无形,消弭罪案于未发的手段——
这正是孔圣人的“必也使无讼乎”。
夫子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我与别人一样,能做到将案情断得曲直分明;但我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必须使这类事件根本不发生。”
先贤对此的理解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正本清源,不外是提高自身修养,以身作则,尽可能地感化民众,正所谓只要自身正了,不用法令也能教化大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便是儒家“人治”的精髓,也即是理学家们“豁然贯通”后的最大心得。
不仅仅是理学家,几乎所有才子文豪士大夫都能领会这个道理,所以纠缠于条条框框零碎末节的刑名法律从来便受到轻视甚至歧视:“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应举新科明法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苏轼明言:“读书万卷不读律”;司马光也认为脱离儒家教化根本而“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
他们连律条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为律条服务的《洗冤集录》?

从更深层次看,宋慈的法医检验与汉儒教化断狱,其实源头便已叉了开来。以教化为主要手段,必是基于对人类本性善良的自信;而宋慈纤毫必见的检验,却是设身处地猜想凶犯所有可能的手段,正是将性恶论发挥至极端后的设防。
这个差异,推而广之,正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精神区别。
也许连宋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源头不合,必然走不出令理学家满意的轨道。
你宋提刑自己看看,数十年埋头尸骨律令,格物所得,离豁然贯通至少还有两道大关:“片言折狱”、“必也使无讼”,连一半路都没走到呢。
如果把格物比作伐木,你这一生,只不过都在摘些叶子、折些小枝,被这些枝叶藤蔓迷了眼,连主干在哪里都没摸到,劳而无功啊。
史馆昏暗的灯下,史家兼道学先生,轻轻搁下那杆磨钝了的狼毫,看着烛烟中恍恍惚惚的宋慈身影,遗憾地叹了口气,要说些什么,但嗫嚅片刻,不知如何开口,只好不无同情地伸出手去,想拍拍宋慈的肩膀——
但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连忙缩回手,暗暗背在身后使劲在衣服上擦了又擦。
很快,那几页宋慈生平事迹的详传,在火中慢慢化作了灰烬,一阵风吹过,蝴蝶般舞入了茫茫夜色。
消散在了《宋史》“不甚措意”的“余事”之中。

列入理学门墙的宋慈自然明白钻研法医检验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他还是为之耗竭了全部心血。
南宋理宗淳祐七年,宋慈终于写完了《洗冤集录》最后一章。这年,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两年后,他就将离开人世。
宋慈似乎已经能听到无常的铁链拖在地上锒锒作响的声音。他觉得自己的精力越来越不济了,越来越容易疲倦,但一闭眼却老看到一具具白骨在面前叩拜,总是无法安睡。研究了一辈子人体,他对自家身体的状况自是了然于胸,日前自己开了几帖药吃了,也是无甚效果。想起自己因验尸需要半路出家学医,到老居然也有了相当的火候,宋慈不禁苦笑。
他自幼读的是孔孟经书,实想不到一生竟会走上这条小路。
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立志踏上这条小路的呢?
是苦主凄惨而无助的低声抽泣?是屈打成招的良民绝望而怨毒的诅咒?
还是那一具具触目惊心的尸首,紧握的双拳、直视苍天的不瞑双眼?
一阵眩晕,他低低呻吟了一声。
良久,他拨了拨油灯,让光线能亮堂一点——他的视力是一日赛一日的昏花了。提起笔,宋慈一字字写起了序言: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是啊,天下刑狱之事,没有比判定死刑更严重的,而死刑真能做到公正无冤吗?要定刑,最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全依赖于现场检验。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检验尸首的,多是资历浅易差遣的新员,而他们又往往怕苦畏脏,难得有几个有心于此的却又缺少经验技术,简直是被奸吏仵作当猴耍。想到这里,宋慈的头剧烈疼痛起来,太阳穴上的筋脉突突跳着。
他提笔闭目调息了片刻,又继续写下去。
“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
“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如医师讨论古法,脉络表里先已洞澈,一旦按此以施针砭,发无不中。则其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淳祐丁末嘉平节前十日,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参议官宋慈惠父序”。写完最后一勾后,宋慈终于长长舒了口气,仰靠在椅上,觉得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
他不是不清楚“片言折狱”、“必也使无讼”的意义比自己这点心得要重要万倍,但他知晓以自己的能力永远走不到那一步,起码他绝做不到一眼识破善恶,更不敢仅凭几句拷打出来的口供便下朱笔。所以他只能一路走来,一路尽心尽力给后人留几个路标。参透菩萨心肠,折得杨柳枝度世,只能留待圣贤伟力,我宋慈能做到的,只是提起降魔杵,用霹雳手段去荡涤邪恶,保护弱民。
那一刻,他又觉得很欣慰,因为《集录》中的每一句话能洗刷多少人间冤情,谁都统计不过来。
他满意地又把序文看了一遍,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忙提笔加上了一句:
“贤士大夫或有得于见闻及亲所历涉,出于此集之外者,切望片纸录赐,以广未备。慈拜禀。”
宋慈逝世后,刘克庄读到《洗冤集录》,回想起老友一生,不禁感慨万千,在墓志铭中郑重写上:“(宋慈)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宋慈虽已不在,但只要好生学透此书,无论何处有冤情,人们面前仍然会有一个宋提刑出现。
随着此书颁行天下,宋提刑必将化身千千万万。

然而千千万万个宋提刑全被历史的黑洞给吞噬了,连寻找他的坟墓都费了很大的力气。
l955年,福建建阳县文化卫生部门两次普查,终于在风山岭上的几十座荒冢中,找到了宋慈的坟。却早已是破败不堪,连宋理宗御书的墓碑都只留下了半截,倒在野草丛生的泥地上长满苔藓。据说已经很多年没人前来祭扫,政府也再寻不到宋慈的任何一支后裔。
这次寻找宋慈墓葬的行动,是上海一位教授见国外教材一讲法医史必抬出宋慈,“国内开花国外香”,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位《洗冤集录》的作者,多次发函当地政府促成的。
195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修缮宋慈墓。
1961年,公布宋慈墓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维修时,参照岳飞墓的样式,将宋慈墓封土堆为石砌圆形。
据管理员说,为数不多的游人中,不时会出现外国学者,他们远涉重洋而来,仅为一谒宋慈墓。

20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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